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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朝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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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文人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之争  

2017-06-10 08:43:38|  分类: 文教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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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文人相轻史(一):

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之争
礼士路西岛秀俊 礼士路西岛秀俊 

     北京和上海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,并不是近十几年才有的新鲜事。从上海开埠,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大都市那天起,京沪两地就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冤家。虽然当时的首都是南京,但明显这对冤家谁都没有把这个“伪帝都”放在眼里——不好意思,你谁啊?

     发生在1933-1934年一场北京上海两地文人的大战,就是这对冤家在民国文艺界展开的一场顶上对决。不,可以说直到现在,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的文艺工作者都还在吵个不停。2011年《甄嬛传》大火时,我认识一个北京编剧就非常趾高气昂地对一个上海编剧说,你看看你们上海这几年折腾出了啥?夏家三千金?上海编剧自觉理亏,只好底气不足地回嘴说,孙俪是上海人。

     这场论证的发起人,或者说搅屎棍,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沈从文。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大作家,没人能否定沈先生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和成就,但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否定他在文艺理论上的才华和成就。事实上,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就是因为沈先生在理论表述上的不精准和不严密。这种不精准和不严密引发了一场为时一年、牵扯人数近百的口水战,而且沈先生最后里外不讨好,被京沪两地的文人同喷。早知道,就应该劝沈从文一句,走开,让专业的来。

     所以刘文典曾经说沈从文是“只值一分钱的教授”,倒是不无道理。有的学科重实践,有的学科重钻研。写作是门实践活,但搞理论,肯定得需要学院派的沉淀。虽然后来沈先生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,但很明显当时,他不行。

     我怀着恶意揣测,沈从文当时要贸然对上海文人发难,是因为他在上海混得不咋的。沈从文1927年到上海发展时,是怀了一腔热血和憧憬的,毕竟当时上海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(当然现在也是,上海人不要公鸡我),幻想有天能升职加薪,当上大文豪,迎娶白富美,迈上人生巅峰……当然不是。不同于我等俗人,沈先生是揣着净化人心、重塑民族品德之鸿愿踏上文坛的(谁知道)。但上海文坛状况却叫沈先生大失所望,大卖的都是“鸳鸯蝴蝶派”之类的通俗、娱乐、情爱小说,沈先生办的杂志全部卖不出去。于是乎,愤(亏)怒(本)的沈先生坐不住了,于1933年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《文学者的态度》一文,气势汹汹地向上海文坛发难。

     其实在沈从文开地图炮黑了整个上海文坛之前,他对上海某个人或某现象的批评就没停过。1929年沈从文伙同丁玲等人办了本《红黑》杂志,并发表了一段编辑声明:“不漠视别人,不夸赞自己,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轻人……”真真一朵文坛白莲花,指桑骂槐的功力初现;1929年底《红黑》办不下去了,沈从文写了一篇《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》,骂了趣味文学。什么叫趣味文学?我想大概约等于现在红翻天的张嘉佳之流吧;没过多久,又写了篇《论郭沫若》,骂了政治和左翼文学。到现在,沈从文对文学的态度已经比较明了:他既反对文学沦为供人消遣的“趣味”,也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。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,文学必须坚持高雅。不过鉴于沈从文当时还没写出《边城》,名气一般般,张资平和郭沫若在上海文坛的名声也不怎么好,所以压根没人鸟他。这些文章也便石沉大海,波澜不惊了。

     但这篇《文学者的态度》不一样,这不是精确打击,而是无差别地图炮。要知道当时上海是中国文坛的中心,不仅有张恨水、周瘦鹃,还有鲁迅、茅盾等等一摩尔大小作家。沈从文在《态度》一文中明确地反对了当时文坛上的“海派风气”,认为文坛充斥着一种“玩票”“消遣”的不良习气(我才是唯一的白莲花)。乖乖不得了,这下是捅了马蜂窝,《态度》一文发表于10月,12月就有人跳出来反击了,这个人叫苏汶。

     苏汶这个人在创作上成绩平平,他在民国文坛上能留名,大多就是因为曾被沈从文、鲁迅、瞿秋白都骂过,能做到这点倒也是不容易。苏汶写了《文人在上海》来反击沈从文,他认为,上海物价高,商业发达,文人谋生不容易,出现一些商业性、趣味性的倾向,也是可以理解的;再说上海不似北京,高校多、研究所多、政府机构多,很多北京文人都是兼职写作,没有生活压力,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比较严肃高雅,两地其实没有高下之分云云。

     但是苏汶在这篇文章中误会了沈从文的很多意思。第一,沈从文所说的“海派风气”并不是仅指上海文人,沈从文自己也承认,北京文人也有可能沾染上“海派”风气,他是对事不对人;第二,沈从文所说的“海派”和苏汶脑中的“海派”不是一回事儿,在苏汶这样的传统上海作家看来,“海派”是和“鸳鸯蝴蝶派”画等号的,是文人中比较低级、庸俗的那一派;而沈从文眼中的“海派”风气范围就宽广多了,包括他推崇备至的京派文人周作人后期的文章,在沈从文看来都是有“海派”风的,都背离了他的文学理想。所以说沈从文倒不是开了地图炮,还是像文首说的那样——水平有限,表达不清,导致了不明真相群众的过激反应。

     但是苏汶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上海作家的共鸣,在他们看来,沈从文这个从北京来的愣头青就是个间谍,是开了无差别攻击模式的杀伤性武器。虽然沈从文很快发现苏汶误解了他的意思,并火速写文自我洗白,但为时已晚——没办法,抢得先声就是这么重要,何况惹的是一群闲着没事,唯恐天下不乱的文艺工作者。

     沈从文发表的洗白文叫《论“海派”》,在里头沈先生澄清了他说的“海派”不同于苏汶理解的“海派”,指的是文坛一群“附庸风雅”“投机取巧”“唯利是图”的“伪文人”(请不要这么赤裸地骂沪上之光郭敬明好吗);沈从文想了想,似乎说得还不够明白,干脆直接把苏汶(沈从文这软货)、鲁迅(毒嘴我惹不起)、茅盾、叶绍钧等人从“海派”名单中勾掉了——这样总行了吧!

     但沈从文在《论“海派”》一文中,也并没有完全服软,他认为“海派”风气在上海表现尤为强烈,是上海这个商业都会衍生出的文坛毒瘤,并号召北方文人一起来洗涤这股不正之风(拜托你谁啊)。因此虽然他抱着惹不起躲着走的态度将一代骂将鲁迅除名,但还是引起了周先生的温柔注视。

     但鲁迅就是鲁迅,大公无私从不偏袒,他用一种“你们统统闭嘴听我说”的态度,火速写出了《京派与海派》一文,将沈从文称作“北平某先生”(人家湖南人好吗),将苏汶称作“上海某先生”,对所谓的京派和海派都提出了批评。在鲁迅看来,京派文学是“官的帮闲”,海派文学是“商的帮忙”(老子才是文学界的缪斯),一丘之貉,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而已。

     除了鲁迅这样在文学界执牛耳的大家外,当时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姚雪垠、曹聚仁、胡风、徐懋庸等一大批作家(反正闲的)。但不论京派海派,大家似乎都非常一致,对沈从文的论点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不屑。曹聚仁连发三帖为海派辩护,认为在接地气、社会性方面,反而是极具生活气息的海派文学更有优势,沈从文和他代表的所谓京派才是被扫荡的对象;姚雪垠则不满京派文学那种天生来的高大上和自我优越感,认为周作人、废名等作家的作品严重脱离生活,应该予以否定。

     可悲的是,沈从文先生不仅被上海文人群起攻之,连北平文人都要来个窝里反。师陀作为当时参加论战为数不多的北平作家,就直接提出了,大家别瞎搀和,哪有什么京派海派说,都是沈从文那小子胡诌的,来来来,我们坐下来喝茶和解才是正经事……
 
     这场争辩大概持续了一年,终于以沈从文被四面八方的敌人和内奸围攻而告一段落。当然,我们也不能说海派赢了,而京派输了——为什么?很简单啊,因为所谓的“京派”文人,压根没几个搅和进来的!就连掺和进来的少数几个——比如上文那个师陀,还是个和稀泥的!在这点上,我倒想起一个笑话:上海人逢人就爱问,你觉得北京好还是上海好?而北京人就不问。为啥?因为在北京人看来,这世上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儿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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